法兰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悼念『六四』36周年，中国正面临文革后第二次大变革

严家祺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 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 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历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而加以镇压。

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和许多恢复历史真相的文章个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后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1978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 · 理性法庭 · 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华国锋时代的大环境下，虽然天安门事件没有翻案，谈“实践法庭”的“跨越时代飞行”的幻想小说还是通行无阻。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的笔记，与社科院的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运动纪实》。这也为后来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础。

【图】1979年为“天安门事件”翻译的幻想小说（左1、2）和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左3）和发行100多万册的《文革十年史》（左4）

1989年发生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是以北京高校学生主导的，北京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参与的、空前伟大的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内部上演的、有中国王朝传统的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经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引发了东欧的变化。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中共当局的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 抗議北京政府 ; 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髮起「空校」運動 , 他們不惜生命臥軌攔截火車 , 要讓全國城鄉人民瞭解事件真相 , 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中共黨員公開宣佈退黨。

【图】1976年4月5日（左）和1989年5月中旬的天安门广场（右）

“六四”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柏林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和苏联的解体。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会主義计划经济”，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局部“資本主義化”道路。鄧小平的歷史作用是，既延续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杀造成了许多死难者，給天安门母亲、給参与天安门运动的人、包括赵紫阳、阎明复、鲍彤、戴晴、高瑜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为了恢复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后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邓小平、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的责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导火线。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是六四的受难者，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他作为总书记，5月16日之后，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邓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时，我在纽约《世界周刊》纪念赵紫阳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出了一個共產黨首腦人物對“民主”與“多黨制”關係最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開的政治 局常委會會議上，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在這時，趙紫陽沒有想到，應當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委員會全 體會議以贏得多數的支持，在這關鍵時刻，趙紫陽竟提出辭職，竟會同意把問題交給鄧小平和元老們來作決定。1957年6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數要求 撤換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職位時，赫魯曉夫在幾天後的中央全會上卻贏得了多數。在1989年5月17日晚這一決定趙紫陽本人命運和中國前途的“5·17會 議”十五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鐵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趙紫陽在擔任總理和總書記期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總設計師”、“總工程師” 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為“宰相”，而不想成為“主宰”，他在當上總書記後，並沒有多麼注重他與每一個中央委員的個人聯繫，他也許沒有充分意識到，政治首先是人與人的關係，因而他“下意識地”認為，“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少數”就是“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

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後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文革爆发60年后的今天，回顾文革，可以看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对中国的深远影响。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人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这是旨在推翻毛泽东统治地位的军事政变计划书。该文直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封建暴君」。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坠机身亡，当时毛泽东决定把林彪事件和《纪要》向全国民众广泛传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571工程」纪要》的广泛传播，成了全国一场空前规模的、认识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71工程」纪要》的影响下，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毛泽东统治中国第一要务是牢固地掌握全国的军队。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由于林彪长期生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1965年12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就以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名，解除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发动打倒刘少奇同时，解除了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职务。1976年周恩来逝世，在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对掌握文革大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近半年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王张江姚」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为时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只有短暂的两年。1978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后，邓小平也是依靠叶剑英的帮助和支持，从华国锋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否定文革，是一场「局部的非毛化」运动，由于「非毛」不全面、不彻底，毛泽东文革和专制独裁的阴魂不散。就是邓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面对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门运动，采取了比1976年更残暴的镇压方式 ，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36年来，天安门母亲处于无尽的痛苦中。

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时期的部分「红卫兵」、「红小兵」，以习近平为代表，掌握了国家大权，又学起了毛泽东「专制独裁」那一套，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时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创建中国「第一共和」的理想和实践，取消了邓小平时期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同时独揽军事大权，向有几千年历史的「帝皇专制政治」大倒退。

历史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所有掩盖历史真相都会重新恢复。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的1989年中国六四大屠杀，历经36年还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真相，在于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时，没有肯定文革中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对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对他重新上台的作用。

从文革发生以来的60年中国全部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思想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统治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治就不会消失，中国就不会有民主政治。1993年12月24日，这是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的前一天，巴黎《欧洲日报》上刊登了我写的《改造天安门广场计划》，文章说：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影响仅次于孙中山。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而毛泽东则在中国大陆，以“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了“新帝制”。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所谓毛泽东思想，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外衣的“帝王思想”」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转变，这场转变的中心内容是“全面的非毛化”，使“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变为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为了清除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影响，天安门广场有必要作重大改造——撤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移走毛泽东遗体，打通被堵塞的北京中轴线。

怎样改造天安门广场，需要城市设计和规划的专家按科学和听取多方面意见来决定，上述文章只是为了提供专家参考。在改造天安门广场的前后，需要按历史真相全面修订、改写中国近代、现代中国历史。未来的中国将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

建立“第三”或“第四共和”的中国

1989年9月14日和15日，法国《欧洲日报》和美国《世界日报》刊登了我写的《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人民共和国”这么多、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名称。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国名”、换一面“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第一共和国”後，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後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

在恢复六四真相的过程中，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摘除天安门毛泽东象征性的巨幅画像，拆除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并在「非毛化」的过程中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这就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使命。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将迎来文革后中国的第二次大变革。对中国来说，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现在在台湾还存在，而且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大发展的道路。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就像法国路易 · 波拿巴时代一样，成了20世纪中华帝国，邓小平1982年宪法，只是使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穿上了“共和外衣”；习近平脱去了“共和外衣“，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现在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中国的前途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和“第三共和”的“中华共和国”并存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途径，没有时间表，在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第三共和或第四共和的“联邦中国”，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一片光明。
————————————————————————————
【注】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3期

作者： 严家祺

2025-5-29 Paris

附：旧文章——供参考

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历史

            ——法国第一第二共和的启示

作者：严家祺

   （刊巴黎《欧洲日报》1989年9月15日第二版，副标题是新加的        美国《世界日报》9月14日刊出，法国是15日，未核对）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灭亡，清政权为袁世凯和他一手培植的北洋军阀政权所代替；第二次是北伐战争後，国民党政权代替了北洋军阀政权；第三次是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代替了国民党政权。当然，在台湾，国民党政权还保持着政权。

这三次政权更迭，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是依靠战争和暴力来实现的。第二，政权虽然发生了更迭，但专制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中国专制政权的两个特征

专制政体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这个人不论称为皇帝、国王、苏丹、哈里发，还是称为总统、主席、顾问委员会主任、军委主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拥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策权，任何其他权力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他。第二，这种权力是终身的，是不容转让的。近十年来，邓小平高唱“废止终身制”，一次又一次放弃国家主席、党主席、总书记职务，一次又一次扬言要“退休”，但是，这一切全是骗局，邓小平就是抓住实际权力不放。

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在布什任美国总统後，前总统仍要像邓小平那样不放弃权力当美国人民起来抗议时，即使布什不同意用机枪坦克进行镇压，而前总统下令用坦克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用机枪疯狂扫射无辜的民众。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导致怎样的局面？现在，邓小平、李鹏怎么说中国政局趋于稳定都无济于事，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手中的权力随时都会消失，他们一天也不得安宁。中国今天的灾难是几千年来专制政体的灾难。不同的是，这种专制政体披上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外衣，使得它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不管邓小平如何解释，他都无法掩饰中国大陆专制政治的上述两个特点。

            从“家天下”到“党天下”

1949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後，这种专制政体带有历史上专制政体不同的特点。

• 最高权力不在一家一姓中“世袭”，而是在一个政党狭小的“上层集团”中继承，“家天下”为“党天下”所代替。

• 最高权力的继承缺乏明显可以识别的规则，继承人的更换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 由于公民没有财产权的保障，由于党和政府控制着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最高权力带有“全能主义”性质，它无所不及，无所不能，所以，中国大陆每一次“继承危机”都要使人民蒙受莫大的灾难。

综观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政权的更迭通常不是依靠真正表达人民意志的选举和投票，而是依靠军队、暴力和暴力威胁。如果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接的暴力决定着谁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共产党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时期，“一党专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把中国大陆任何一点民主都扼杀了。

北京六四大屠杀表明，一个受到人民谴责、声讨、蔑视、唾弃的独裁者，为了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竟然会做出那么绝灭人性的事来。六四大屠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社会主义”的旗号、“人民民主”的旗号都无法掩盖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一个真正专制主义的帝国政权，邓小平是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帝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了清王朝的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以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个人崇拜”的破产，这些事件都表明，任何名义上的帝制和君主制在中国是无法行得通了。然而，孙中山在1912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後，共和主义的原则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法国没有老换“国名”和“国旗”

共和主义的原则是要废除任何形式的皇帝和国王，要使国家权力的更迭建立在人民选择的基础上。暴力应当让位于选票。如果说，孙中山在1912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的话，那么，中国人民现在的任务是，要为重建共和而努力，在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第二共和国”（後用“第三共和国”，见《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中国时报》1990年5月12日）。现在台湾各个政党和台湾人民正在全力推进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政党政治在台湾已经开始出现，这是整个中国“重建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人民共和国”这么多、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名称。

              结束专制，重建共和

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国名”、换一面“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第一共和国”後，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後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

为了结束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政治，今天，无论搜台湾，还是大陆，不仅要使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而且，要大力发展政党政治，使人民能够在相互竞争的政党或转载力量之间作出选择。今天，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大陆的专制统治适成对照，只有当大陆结束“一党专政”、重建共和的一天，台湾海峡两岸就可以真正连接起来，使整个中国和中国任何一部分的政权更迭，不再需要凭借战争或暴力，而依靠选举和投票。这样，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强的中国、一个真正共和制的、在不同部分实行不同制度的联邦制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原载《光传媒》